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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诸天河梨帝母,河梨帝母有多强

通过对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序”的分析,康光禄就是唐征鹤,征鹤的父亲唐顺之是唐宋古文大家,既擅作古文,也擅作今文,《西游记 》既是一部证道书,更是史书,其“史”的性质在于三藏隐涉的是嘉靖皇帝,三藏取经故事隐射的是嘉靖皇帝南巡,孙悟空是唐顺之的自我写照,《西游记 》的原作者就是唐顺之。

笔者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读陈元之序》中,分析了唐光禄就是唐鹤征以及鹤征之于《西游记》的关系。但是鹤征并不是《西游记 》的原创者。如果有人因此认为鹤征是原作者,那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至多只能说,他是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改写者,或用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最后的写定者。那谁是《西游记》的原创者呢?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一向的意见以为并没有什么原创者,因为小说是经过了从宋代到元代到明代长期演化,世代累积而成的,是民间艺人集体共创的成果。这样一种说法普遍为大家所接受,迄今未见有人提出过质疑。

然而笔者现在要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唐僧取经诗话》固然可以追溯到宋代或者更早,但是却和明代的 《西游记》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所见的百回本《西游记》,是源自于一种 16世纪中叶创作的“古本” ,而这一“古本”的作者就是鹤征的父亲唐顺之(1507 -1560)。

大家肯定会非常怀疑:怎么会是这样呢? 有什么根据没有? 根据就是陈元之的序啊! 但陈序不是直截了当地指名道姓,却用了不少扭曲或隐晦之语把真相遮掩起来,故不是很明白地就能看出来。否则,无须到现在才来作这个考证,问题大概早在胡适的时代就解决了。

一 、唐顺之其人

唐顺之在明代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不过现在已不是一般年轻人所耳熟能详的名字了。中文系的学生大概还都知道,他是明代的唐宋古文家。文学史教科书里一般都有专节论述他,把他和王慎中并列,或再加上归震川和茅鹿门,称之为“唐宋派”。但没有一本书提到他和《西游记 》的关系,更不要说他就是《西游记》的作者了。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

唐顺之,王慎中等人既如此轻视感情,鄙薄文学,他们 在文学创作上,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成果。唐顺之早期的诗歌,还较讲究艺术形式,如《元夕咏冰灯》诗,虽不见如 何出色,对词藻、 色泽的运用尚属巧妙。但连这种诗他后来 也弃之不屑为了。

章、 骆两先生的书大概可以说代表了比较新的观点,所以难 怪尽管自 80年代以来,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探讨一直颇 为热闹,大家却一直没有把目光投向这位失宠的作者。

倒是过去的钱基博先生,对顺之颇有好感。他在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第六编第九节中这样说:

武进唐顺之,字应德,学问渊博 ,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以致勾股壬奇之术,无不精研,其文章法度 ,具见《文编 》一书,所录上自秦汉以来,而大抵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分体排纂,盖清姚鼐《古文辞类纂 》之所昉,而辟清代三百年文学之径途者也。传有《荆川集》十八卷。集中书牍最多,大半肤言心性,多涉禅宗,而喜为语录鄙俚之言,殊为不取。惟《答曾石塘总制第二书》,感慨振发,学韩愈 《与鄂州柳中丞书》 ,逊其雄遒;而言外见讽,意思深长,则故过之。其他序记诸作,则多简雅清深,不失大家矩矱。而传志表墓之文,最为可观。其尤著名者,《叙沈希仪广右战功》一篇,至八千二百言,古今推为奇作。其中叙次历历如绘,备极声色;《明史 沈希仪传》采之,焯有生气。然自捕韦扶谏以下,稍嫌枝蔓。所记诱缚岑金事,虽曲折尽情,而亦拉杂有小说气。其他叙事谨严,确有史裁;而于故旧之际,情韵不匮,抑扬往复,上接欧阳修,下开 归有光,在明 中叶,屹然 为一大宗。

称其为明中叶“一大宗”,而对于记叙沈希仪,长达 8000余字的《广右战功》一文,尤推崇备至,认为 “叙次历历如绘,备极声色” ,是古今之 “奇作” 。惟于其 “喜为语录鄙俚之言” ,“亦拉杂有小说气” ,似有所不满。而这一点,在此必须加以指出,却正让我们看到了顺之作为一个古文家和作为一个小说家之间的联系。

不过,最推崇顺之文笔才华的莫过于顺之的外孙孙慎行了。孙慎行(1565 -1636),官至礼部尚书,在《读外大父荆翁文集识》一文中曾这样称赞其外祖父的“今古”文章的:

慎行自少即闻外大父荆翁先生古文今文世世师也。已,乃诵读今文,爱玩之而不敢学。已,又诵读古文,爱玩之而益不敢学。

所谓“今文” ,乃指白话文。 钱老先生只能欣赏顺之的“古文” ,不喜其用“鄙俚之言”,而孙慎行却认为顺之的“古文”和“今文”都堪为万世之师。孙并用“古文”和“今文 ”,更清楚地显示了顺之既是一个优秀的文言散文家,同时又是一个写通俗白话文的能手,而这一点,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及之。

顺之在《明史》中有传,是和朱纨、 张经、 胡宗宪、 曹邦辅、 李遂并列在一起的。这显然是出于对他抗倭业绩的考量。但在叙其抗倭之后,又专门称述其博学:

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其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别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于世,学者不能窥其奥也。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

并且又说其子鹤征:

亦已博学闻。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西游记》名义上是写唐僧取经的故事,实际上内容甚为丰富,上至天文,下到地理 ,人间天堂,妖魔鬼怪,飞禽走兽,武功兵法,草本炼丹,无所不有,无所不精,可见作者须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方可写得出来。顺之父子的渊博,在明代大概是公认的,故《明史 》上特别加以记载。我们读了《明史》和钱基博的 《文学史》以及孙慎行的文章后,难免会有这样的联想,这位能“古文”又能“今文” ,并能绘声绘影有小说家气的博学者会不会就是《西游记》的原作者呢?

但无论《明史》还是钱基博还是孙慎行,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唐顺之和《西游记》可能会有的关联,充其量只能算是排除了唐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这样一种偏见,却无法建立他对于 《西游记 》的著作权。能够证明顺之为《西游记》的原作者,舍陈元之序,大概是找不出更为原始、 更为可靠、 更为权威的资料了。可陈序 又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得明白的,所以我们必须先绕一个圈子,做许多释“今典”的考证工作,然后才能回过头来讨论陈序对此问题的说法 。

二 、《西游记》是证道书,更是史书

让我们先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游记 》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自明末清初以降,差不多一律是把《西游记》看成是一部证道书,故我们有《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 ,《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等等不同的版本在清朝陆续地出版。直到“五四”以后,胡适先生出来考证《西游记》 ,才把这种说法推翻。他在著名的《〈西游记〉考证》一文的最后说: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 “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找 “微言大义” ,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 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 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 》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作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绝无 “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化小说; 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胡适的影响很大,又有鲁迅的呼应,所以“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并无微言大义”这样的观点便很快被大家接受了,取代了“证道说”。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奉为圭臬。但我们且想一下,我们写一篇小文章,尚且会有一个目的,更何况是一部大著作呢! 这就有如造一栋上海金贸大厦那样的摩天大楼,却说是造着玩的一样,谁会相信呢?

这样的两种说法,一为证道,一为游戏,哪一种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呢? 当然是证道说。陈元之的序说得很明白:余维太史漆园之意,道之所存,不欲尽废。

“太史”就是司马迁,“漆园”就是庄周。这不是明示我们,《西游记》含有“史”和“道”的用意吗? “道”在序中可以有歧义,以致现代有些学者狭隘地解释为全真派道教的 “金丹大道” 。但实际所指是一种儒释道三家合一的道,即更为广义的道。故无名子在《西游原旨》跋中谓“明三教之一源也” ,实可谓深得其中之三味。但不管狭义之道还是广义之道,均为哲理,均属于“子”的范围。所以陈序在最后不言“道”而改言“子 ,以“子”、 “史”来并指《西游记》所具有的 含义。

因此回归历史,回归作者本意,清朝的 “证道说 ”实在并未十分偏离作品的原旨,虽然有牵强附会之处。然而笔者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替证道说作一个辩护,而只是想指出,证道说固然有其阐幽释微的价值,但不能否认是片面的,而且对于后来的读者,是有误导性的。因为陈序明确告诉我们,《西游记》既是一部哲理的书,同时又是一部“史”书,而证道说却只强调其哲理的一面,言其一而不及其二。大家之所以长期以来不能搞清 《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同过分强调证道之意而导致我们忽略了小说的史的一面,是不无关系的。

说《西游记》是“史” ,大家大概不会轻易相信。唐僧虽为真实的人物,但小说里面的取经故事跟历史原貌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岂可称之为“史”? 实际上陈序所谓的“史” ,并非指唐朝的玄奘取经之史,而是指明三藏的史,而这一点大家过去一直没有充分地注意到。而且有不少研究者迄今都追随胡适,坚持百回本 《西游记 》是从民间起来,经元代 平话本长期演变而来的,虽然他们都从未见到过元代的平话本。

《西游记》写明朝,同长春真人或元代的什么平话本是没有关系的,清纪昀在其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自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城东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 ,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答复,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

纪昀在上引段落中提到的明代官制共有五种:锦衣卫,司礼监,东城兵马司,翰林院,和中书科。对不对呢? 查 《明史 职官志》 ,此五种官制均有著录:

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

司礼监:为宦官十二监之一,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

东城兵马司:即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司之一,巡捕盗贼,疏理街道及犯火禁之事。

翰林院: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评正文书,备天子顾问。

中书科: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事。

其实《西游记》里提到的明代官制,还不止以上五种。下面再举三例,作为补充:

(1)御马监;

(2)钦天监;

(3)光禄寺。

“御马监”出现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孙悟空初至上界,玉帝要授他一个官职,武曲星君道:“御马监缺个正堂管事。 ”玉帝道:“就除他做个弼马温罢。 ”“钦天监”出现在三藏启程 往西天取经的时候,有钦天监奏曰:“今日是人专吉星,堪宜出行远路。 ”而 “光禄寺 ”在小说中从头到尾出现过好几次。查《明史· 职官志》 ,御马监为宦官十二监之一,但里面并没有所谓的“弼马温”一职;钦天监掌察天文、定历数、占候、 推步之事; 光禄寺前已作过解释,兹不赘。这三种官制中,御马监和钦天监为明代的官制名称,惟光禄寺,为唐明两代所共有。

这些明代的官制名称,清楚地表明小说产生于明代,并以明代为背景。但产于明代并以明代为背景大概并不足以使《西游记》成为史,因为所谓的史,是指真人真事的记录。《西游记》里面有没有明代的真人真事呢?

三 、三藏就是嘉靖皇帝

过去已有学者注意到小说中有不少地方是影射嘉靖朝的政治。比如已故河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邢质平先生说:

就吴承恩在作品中的基本思想倾向而言,则是崇儒释排道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他颂扬唐太宗,揭批明世宗就是在上述思想支配下的具体体现。为了避开当时残酷的文字狱,他没有采用正面谴责的手法,而是把朱厚熜的种种丑恶行径,分别放在西行途中的各国国王身上加以鞭笞。例如,乌鸡国王被狮猁怪化身的全真道人利用道术骗取信任,与之称兄道弟,最后将其推入井中害死,全真道人篡夺了王位。这与明嘉靖皇帝朱厚熜贪财好色,企图长生不老,崇奉道士邵元节之妖术,隐居深宫,不理朝政,专服丹药以求长生之蠢事极其相似。 又如车迟国的三个道人为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的化身 ,他们欺上压下,残害人民,无恶不作。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代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的影子。而比丘国王的崇道,较之乌鸡国王,车迟国王更有甚焉。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把这些崇道的国王捏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迷信道教的帝王,这一帝王也就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化身。

邢先生看出来《西游记》里的国王,大都是跟明世宗有牵连的,这无疑非常正确。但他不知道这些乌鸡国等国的国王只是世宗的分身而已。在小说里,世宗还有一个正身,而这个正身不是别人,就是“取经 ”的唐三藏! 说得更清楚一点,《西游记》的唐三藏并不是我们一向所以为的唐朝的玄奘和尚,而是明朝的嘉靖皇帝。《西游记》,自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下以后的部分,大体上是一个描写明“三藏 ”的故事。

说三藏是嘉靖皇帝 ,恐怕要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其实这并非笔者有意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是陈元之在序里面明白无误地写着的。这里再把序中相关的原文抄引一遍:

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

“三藏”是一个佛学术语,一般英译为 tripitaka,指经,律,论。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解释说:“此三者,各包藏文义,故名三藏。经说定学,律说戒学,论说慧学,因之而通三藏达三学者,称为三藏。特为真谛玄奘等翻译师之称号。”但是陈序却给“三藏”重新下了一个定义 ,说《西游记》里的三藏,是“藏神,藏声,藏气”的 “三藏”,同“经,律,论”的“三藏 ”是毫无关系的。什么是 “藏神,藏声,藏气”呢? 大家都知道精,气,神,即元精,元气,精神,为人体之“三宝”。一个藏有精、 气、 神的人当然是一个活人,而不是死人。 “神,声,气”,表面上似不同于“精,气,神”,实际上可理解为精,气,神的另一种说法,因为一个有精神的人,必然也是会发出声音,会说话的。但神,声,气又都是多义字,故还可以作这样的解释:神即神仙,声即声色,气即火气。如果作这样的解释,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藏神,藏声,藏气”的活生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迷恋神仙,耽溺声色,而又火气很大的人。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 “郛郭之主” 。“郛郭”指城堡,可以理解为隐指北京的紫禁城堡。紫禁城堡的主人当然就是皇帝了。

这也难怪三藏启程“取经”,要“唐王排驾,与多官送至关外” 。历史上曾有哪一位僧人可以使高高在上的皇帝纡尊降贵,同文武众官排驾,把他远送至关外的? 而最明显地披露三藏为皇帝的则莫过于《祭孤榜文》了。 《榜》曰:

太宗皇帝选集诸僧,参禅讲法。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普济苦海群生,脱免沉河大罪。仗此良因,邀请清都绛门,乘吾胜会,脱离地狱樊笼。

请注意,这里的主语是谁? 是三藏。如果三藏真是一位僧人,岂有如此能力可以动员全体清宫绛闕的皇族成员都来听他开经演法? 这是皇帝才能做到的事啊! 不过以上文字引录自阳致和本《西游记》,到了百回本《西游记》,已看出这同僧人的身份不符,遂改加 “此奉太宗圣命”的字样,巧妙地遮掩了过去。修改后的《济(祭)孤榜 》颇长,兹不再引,读者可自行比对。

虽然“郛郭之主 ”之为皇帝,大概是无需争论的,但陈序并没有明确指出他就是嘉靖皇帝,这一点恐怕还是不能打消某些人的疑虑。其实我们想一想,有这个必要吗? 这在当时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一个迷恋神仙道士,嗜好女人采战之术,又动辄加怒于其臣子,轻则贬官为民,重则杖死于廷,除了皇帝还能是谁呢? 即使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西游记》所隐射的皇帝,除了世宗,大概是不可能找得出第二个人来的。不过为了使大家更为信服,还是举几个例子来作一个说明:

御弟。

江流儿。

化生寺。

目眚老祖母。

兹分条说明之。

(一)《西游记》里的三藏是唐王的御弟。唐王对三藏道:

“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 ”以后就以“御弟”称呼三藏。真实的唐太宗并没有跟玄奘和尚结为兄弟,故所谓的 “御弟”和历史并不吻合。但作这样的篡改,却和世宗的情况相吻合。世宗的堂兄武宗没有子嗣,英年早逝,世宗正是以 “皇御弟”的身份,在皇宫和大臣的拥戴下 ,入北京承继大统的。

(二)《西游记》里三藏的小名叫“江流儿”。真实的唐玄奘是河南洛州缑氏人,同 “江 ”从未发生过什么关系。但“江”却同世宗大有关系。其父睿宗兴献皇帝祐杭,成化二十三年封兴王,弘治四年建邸德安,后改安陆 (《明史》 ,3351页)。世宗即在安陆出生。安陆,后改名锺祥,位于湖北省中部,西滨汉江 (《明史 · 地理志》 ,1076 页)。汉江为长江最长的支流,世宗入继大统,沿汉江溯流而上,进发北京。故以“江流”为号,乃是隐指世宗的出生地。

厉害。假如中国神话故事中神的能力与印度神话中各路大神实力等级等大的话,诃梨帝母这个玩意可以说是放大版的饕餮,什么都能吞。诃梨帝母在二十诸天之中排名第十五,而阎多罗王则是排名最后。

(三)《西游记》里唐太宗叫三藏前去化生寺,选择吉日良辰,开演经法。为什么寺名不叫别的,却叫化生寺呢? 这也是同世宗的出生有关。世宗出生正午,其父正伏几小睡,朦胧中见玄妙观纯一道士进入宫内,醒来宫人报喜世子降生。故兴献王认为世宗是由纯一点而“化生 ”。

(四)《西游证道书 》补三藏出身,提到了他有一位“目眚老祖母” ,“住在南门头一个破瓦窑里,每日上街叫化度日。 ”在相隔 18年后,三藏寻到婆婆,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须臾之间,双眼舔开,仍复如初。小说里的这位“目眚”婆婆实际上就是世宗的祖母,邵氏孝惠太后。请看《明史》中的邵太后传:

孝惠邵太后,宪宗妃,兴献帝母也。父林,昌化人,贫甚,鬻女于杭州镇守太监。妃由此入宫,知书,有容色。成化十二年封宸妃,寻进贵妃。兴王之藩,她不得从,世宗入继大统,妃已老,目眚矣 ,喜孙为皇帝,摸世宗身,自顶至踵。已,尊为皇太后,嘉靖元年上尊号曰寿安。

世宗入继大统,对邵氏甚为孝敬,就像小说里的三藏一样,给这位目眚凄凉的老祖母带来了晚年的幸福。但世本《西游记》无目眚老祖母这一节,盖嫌其过于直露耶 ?

以上四点,均可证明《西游记 》里的三藏,的的确确就是世宗皇帝朱厚熜,同唐朝的玄奘和尚是没有关系的。既然同唐玄奘没有关系,我们也就可以知道,所谓的西天取经也是假的,同玄奘和尚也是没有关系的。笔者一直怀疑西行取经只是一个幌子,《西游记》 ,除了开始有关于孙悟空的部分,应该是一部描写世宗的游记。经过阅读多种资料,终于坐实了这一怀疑,发现小说所描写的原来的确就是世宗的一次长途旅行,史称“南巡谒陵” 。大家如不相信,可以查考一下世宗朝的大事系年,看看是否能和《西游记》所描写的事件合榫。

四 、玄藏取经隐写嘉靖南巡

世宗在位 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小说当然不能逐年加以叙述,故为了点明特定的时间背景,曾作了这样一个交代:

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龙集贞观。此时已登基十三年,岁在己巳。这个时间交待出现在世本 《西游记》第九回的开始,也就是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时候。到了第十二回,三藏要起程西行,又重复交待了这一时间 :

贞观十三年,岁在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

查唐太宗纪年,贞观十三年的干支是 “己亥 ”,而不是“己巳”。太宗在位共 23年,经历了己丑(贞观三年)、己亥(十三年)和己酉(二十三年 ),没有一年是叫做“己巳”年的。这难道是出于作者的无知吗? 当然不可能。民间艺人都不至于搞错,更何况是进士出身的大儒。那有没有可能是笔误? 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是笔误,为什么在两处都重复了这一错误呢?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是故意的 。这也就是说,作者故意借这错误的纪年,向读者暗示,小说是在用春秋之笔,明写唐太宗 /唐三藏,暗写明世宗。“贞观 ”只是摆一下门面而已,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则是改元十三年后的 “己巳年” 。

“己巳年”之于明世宗有何特别的重要性呢? 有。《明史· 世宗本纪》告诉我们,“己巳年”即嘉靖十八年,也就是西历 1539年,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即嘉靖皇帝离开了北京,南下回到他的故乡湖北承天府。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游山玩水,而是为了他母亲章圣皇太后驾崩后的陵地勘察所作的一次长途跋涉。我们知道,世宗是一个大孝子,入继大统时,母亲蒋氏后到,廷臣要称她为“皇叔母”,并让她由边门进入皇宫,世宗不许,宁肯为母亲“避位之藩”。最后终于迫使廷臣改称蒋氏为“兴献后”。此事《明史· 睿宗兴献皇帝传》载之颇详:

会妃将至,礼臣上入宫仪,由崇文门入东安门,皇帝迎于东华门。不许。再议由正阳门入大明,承天,端门,河梨帝母有多强,从王门入宫。又不许。王门,诸王所出入门也。敕曰:“圣母至,御太后车服,从御道入,朝太庙。”故事,后妃无谒庙礼,礼臣难之。时妃至通州,闻考孝宗,忿曰:“安得以吾子为他人子?”留不进。帝涕泣愿避位。群臣以慈寿太后命,改称兴献后,乃入。以太后仪谒奉先,奉慈二殿,不庙见。元年改称兴国太后。三年乃上尊号曰本生章圣皇太后。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蒋氏崩。世宗的父亲兴献帝在世宗入继大统前两年已故逝,葬于湖北承天的显陵。世宗最初想把父亲改葬于北京的大峪山,但视察了大峪山后改变了主意,要将母亲灵柩运送南回同父亲合葬于显陵,令大臣商议。礼部尚书严嵩等言:

灵驾北来,慈宫南诣,共一举耳。大峪山可朝发夕至,显陵远在承天,恐陛下春秋念之。

意思还是葬北京大峪山于谒陵比较方便。但世宗回答说:

“成祖岂不见皇祖耶? 何以南孝陵?”又有人谓 “显陵不吉” ,世宗亦不听谏,令九卿大臣议。反对南巡者多。世宗说:

朕岂空行哉? 为吾母耳。

后又有给事中、 御史等相继疏谏。下面节录御史王廷相谏疏的片断,非常有代表性:

圣谕下议南巡以来,议止者众矣。然其说不过有三。有谓辇路所经,灾荒特甚,人相啖食,盗贼蝟兴,恐有崔苻不逞,犯属车之清尘者。有谓近边虏若花当等部落,日俟边衅,傥秉銮舆远涉,鼓众深入,如往年突至昌平,致京师戒严者。有谓扈卫军校及内外从官人役不下数万,粮草车马,供应不赀,而郡县仓库空虚,百姓竄避,有司无所措手者。此皆众人所深虑。然患犹在外。处置得宜,尚可保其无虞。臣之所虑,乃不在此。仰惟皇上,玉体清胜,常加静养善摄,犹时小有不快。今也登历长途,经涉旬月,冲冒风尘,隔殊水土 ,六气袭之,五内受之,万一傥致圣体违和,圣心不畅,谁其任之?

二十诸天河梨帝母

王所提到的“荒灾” ,“边衅 ”,以及沿途粮草“供应不赀” ,均属实情,而世宗身体虚弱,更是有可能在途中病倒。但这些都无法阻止他的南下决定,反令王廷相质对 ,并停俸二月 。后又有人提出异议,世宗怒甚 ,俱命锦衣卫逮讯之。于是终于出发 ,“二月圣驾发京师,”三月至承天,谒显陵 ,然后回銮,历时共两个半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世宗的这次南巡是为了他母亲的陵地而作的一次孝行,在当时是一种不寻常的“壮举” 。故 《实录 》赞曰:“圣驾而狩,纯试大孝 ,旷古未闻,”点明了此行的性质及流芳丹青的历史意义。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缩小范围,只须将 《西游记 》中唐三藏于贞观十三年起程西行取经前后和明世宗嘉靖十八年起程南巡谒陵前后所发生的相关的重要事件作一个仔细比对,看看是否吻合,就可以对小说中的神话般的隐射看得十分清楚了:

以上的对照表中有些地方尚需作一些解释,大家方可明白其中的联系。

(1)相良。隐指世宗父亲兴献皇帝。为相良修建水陆大会以超度冥府孤魂,即指为其父亲上庙号及行明堂大享礼。

故为此水陆大会,须献上《祭孤榜文》。“孤”指国王,如后来在乌鸡国里,行者道:“如今称孤的是谁,”也是以“孤”来指称国王。这里的“孤”即隐指已故的兴献皇帝。但在百回本《西游记》中,“祭”被改成了“济”,显然是为了避免太过于直露的缘故。

(2)北岳。即恒山,在今山西境内 。但清朝以前,北岳 是指大茂山。这也就是为什么《明史》说 “次真定,望于北岳” ,显然所指的是河北真定的大茂山,而不是山西的恒山。大茂山,即明代的北岳,位于河北境内,雄踞阜平、 唐县、涞源三县交界之处,距保定 120公里,北京 270公里,从北京南下到湖北安陆,须经此地。所以世宗在此停留,上山祭祀。山的南端有黄龙洞,顶峰南侧的跑马梁上,有数百亩开阔的平地,和小说所描写的“黄风洞”是在 “平顶山上”,完全是一样的。

(3)通天河。即黄河,因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 ,宛如与天相连接,故有此谓。

(4)车迟国 /铜台府。所指为一。铜台府即指铜雀台那一带地方。顺之有一首诗叫《铜雀台》,诗中也是用简称 “铜台”来指“铜雀台”,和《西游记》的用法一模一样:

玉盌从 兹閟,铜台空自寒。 分 香留故爱,同 辇罢新欢。铜雀台在北直隶顺天府的南端,也就是在刚过黄河的地方。所以小说紧接着通天河之后,就写车迟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是紧紧相连的。但车迟国(即致圣上车驾迟误的王国)所真正发生的事情,即巡按直隶御史胡守中劾奏河南巡按都御史易瓒和巡按御史冯震供办物品迟误,致使府尹以下 72名官员均被逮下狱审罪,一直要到小说结尾处的铜台府才有了一个扭曲性的交待。

(5)中岳。即嵩山,位于河南登封市的西北面 ,之所以为五岳中之中岳,是因为雄居于中原,可观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著名的少林寺即在嵩山上。小说里悟空一行偷吃人参一事 ,是发生在“五庄观”上,而所谓的“五庄观”,实即“五观庄”的颠倒写法,“庄”,即皇庄,隐指世宗皇帝的行在,“五观庄” “偷吃”人参实际上指发生在可观东,西,南,北,中的嵩山少林寺行在里的祭祀参佛事。

(6)朱紫国 /狮陀国。均指位于湖北钟祥的显陵地区。显陵现已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区,其气势之大,占地面积之广,为历代帝王陵地之最。通向显陵有 1500 多米长的神道,两旁有卧狮 ,骆驼,卧象,麒麟,獬豸,立马,跪马,和文臣武将两两相对,依次排列,全用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

(7)凤仙郡 /金平府。均隐指世宗老家。世宗诞生于兴王府的“凤翔宫”,预兆为钟聚祥瑞之地,遂赐家乡名钟祥,升安陆州为承天府。钟祥有一桥名 “金水桥 ”,即小说里金 平府的 “金灯桥 ”,桥上有三盏大灯,“每年要三缸苏油燃灯” ,即隐指为复苏父王兴献帝的亡灵而燃 。

(8)显陵。位于钟祥东部的松林山上 (后改纯德山)。故小说写取经,不是在天竺国,而是在过了天竺国后的灵山上。 “灵山” ,即埋葬亡灵之山,也就是隐指显陵。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写三藏一行到了灵山,第一件事并不是取经,而是“参佛”。 “参佛”实际就是指参拜父王的亡灵。

此外,还有四点尚需作一个说明。

第一,小说里三藏的西游大体是依据世宗的南巡以时间先后作顺序安排的,所以先从唐王 (即监国皇太子)排驾送行 ,中叙过河,车迟国,行宫火等事,最后以抵达目的地,上山拜谒父王之灵收尾,均同史书记载的时间先后相吻合。但我们必须注意,这只是就大体的结构而言,在小地方,则 常常是相反,时间错乱,前后颠倒,一事二叙或三叙,或诸事合并为一事,则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车迟国和铜台府实为一地,但一拆为二,分前后两处叙述,仿佛是毫不相干的。再比如,世宗南巡,沿路各王恭迎于途中,赵王迎于磁州,汝王迎于卫辉,周王府世孙迎于郑州,郑王迎于新郑,徽王迎于禹州,唐王迎于南阳。但小说所写的诸王及其王国,却并不是按实际顺序作呆板的排列叙述的。

第二,小说里穿插了不少南巡中没有的事。我们知道世宗的南巡,始于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卯,即十六日,终于同年的四月丙寅,即二十九日,历时共两个半月。然而小说里有好些事件,明显都发生嘉靖十八年以前或以后。这些事情,归纳起来,可分以下四类:

(1)同壬寅宫变有关的。

(2)同邵 元节和陶仲文两位道士有关的。

(3)同世宗沉迷童女、 採战、炼丹有关的。

(4)同吉囊、 俺答进犯有关的。

下面就逐一作 一个解释。

(1)壬寅宫变是指宫女杨金英等趁世宗熟睡时用麻绳勒毙未遂事件。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参与者有七名宫女,但因慌张之中绳套被拴成死结,终于未能将世宗送上绝路。小说中以绳丝作绑缚来暗示这一事件的有猪八戒被三女用三条汗巾捆绑跌倒在地和三藏在盘丝岭被七个女怪用丝绳绑住这两件事。

(2)邵元节(1459-1539),原是龙虎山上清宫达观院的道士。嘉靖三年征入京,奉诏祷祈雨雪,累获加封受赏,拜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文官服。嘉靖十五年,怂恿世宗毁掉宫中前数代先帝所供奉的佛像,佛骨,佛牙,佛经等圣物。陶仲文(1475 -1560),由邵推荐入朝,深得世宗信任,嘉靖十八年,元节病危,仲文随世宗南巡,后位至礼部尚书,又加授少师,少傅,少保。 《明史》在其传中说 :“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小说中隐指邵元节的有祭赛国金光寺被妖怪下一阵血雨,金寺塔无光,以致僧人被诬偷去佛宝,具被打死的事情。隐指陶仲文的有乌鸡国太子和文皇相隔,三年未曾入宫,被道士窃取大权的事 件。故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上世宗疏中云:“二十年不视朝,法纪驰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红铅取女童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男童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 。此二法成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 戏耳。”小说中暗写世宗色欲过渡,炼丹採补的有比尼国(即比拟国)的国王请一真人炼丹,要孩儿心肝调药的 事件。

(4)吉囊和俺答并其属阿不孩在世宗朝对北部边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据《明史 · 外国八鞑靼 》,吉囊和俺答为父子关系,俺答是吉囊的儿子。下面是 《明史 · 世宗本纪》十 九至二十一年吉囊和俺答进犯的相关载录:

十九年春正月,吉囊寇大同,杀指挥周歧。

九月,吉囊犯固原,周尚文败之于黑水苑。

二十年秋七月,俺答,阿不孩,吉囊分道入寇。

九月,俺答犯山西,入石州。

二十一年六月,俺答寇朔州,入雁门关,犯太原。

总之,南巡只是被用来当作一个大框架,里面却装了不少南巡中没有的东西 。故不可呆板视之。但大体的事件却不出嘉靖十八年前后的数年之间。我们据此亦可以推知,顺之《西游记》初稿的完成,必定是不会早于嘉靖二十一年,即1542年的。

第三,南巡的目的是为了谒陵,而不是取经,故小说最后写至灵山取经,显然是个幌子,实际是隐指谒陵。请看下面的几点,颇可说明这个问题。

(1)唐玄奘是去天竺 (即印度 )取经回国的,但《西游记》却明确告诉我们,三藏一行的目的地不是天竺国,他们是经过了天竺国,然后又离开了天竺国,到达了铜台府,最后上了灵山的雷音寺才取到经的。

(2)取到的“三藏真经”并非是“经,律,论 ”的三藏真经,而是“说天” 、“说地”、“度亡 ”的三藏真经。什么是“说天” 、“说地 ”、“度亡”呢? 可以解释为“祭天 ”、 “祭地 ”、 “祭亡灵” (即父王之灵),因此所谓的“三藏真经 ”,实即隐指拜谒显陵时宣读的《祭天文》、 《祭地文》和《祭父王文》。

(3)传教取经都是免费义务的,但小说里的菩萨却要收费,因为这是在谒陵,是在做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祭祀仪式,钱当然就少不了了。而在谒陵后,世宗觉得陵地“虽尝增修,犹多未称”,决定扩建陵园。过去已经花了 60万两银子,尚不能满意,现在扩建当然要用更多的钱。这也难怪阿难,伽叶怎么能不向三藏“讨人事”呢!

(4)《西游记》提到 35 部真正经,所知名者惟 《本行经》 。为什么 35 卷独独提这一卷? 这其实是假借经卷之名来指赞颂世宗之文。何谓《本行经》 ? 《本行经》的全名就是《佛本行经》,又名《佛本行赞传》,为西土贤圣撰集,赞美佛一代行状之偈文。这岂不是暗示读者这是一部描写世宗南巡谒陵的行状,称扬其壮举的歌颂文字吗? 而且我们知道,三藏一行第一次取到的经是无字经,因为没有付钱;第二次拿出了“人事”,才得到了有文字的经。礼部,翰林院,及众多南巡随行官员,都是朝廷拿出俸禄供养着的,因此他们有关于世宗“壮举”所作的记录,当然都要世宗付出代价。笔者阅读不广,但陋见所及,就看到一部由随行的翰林院学士陆深(1477 -1544)写的书 ,叫 《南巡录 》,以及内阁首辅夏言写的《圣驾渡黄河记》和兵部尚书毛澄写的《圣驾临雍录》(《明史· 艺文志》 ,2384 页)。据此可以推知,由三藏拿出“人事”后所取得的以 《本行经》(注意,原标题中的“佛”字被删去了)为代表的 35卷“真”经,应该都是假的,同佛经是没有关系的,而是朝官们撰写的实录,以颂扬这位孝子皇帝南下谒陵的“壮举”。这也难怪后来鹤征改为百回本《西游记》 ,虽然大概是出于不得已列出了 35 卷佛经的全部名称,但却为了忠于父亲的原意,故意掺了假 ,以使读者明白,所谓的佛经,其实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第四,世宗南巡,万乘出动,浩浩荡荡,光护驾锦衣卫及团营官兵就有一万五千余人,民夫有万余人,马匹有万余匹。而在《西游记》里,包括三藏在内,才“四众”而已,即使算进那匹马,也才“五众” ,同南巡庞大的队伍,简直有如天壤之别。这是《西游记》虚幻的一面。袁幔亭所谓“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可真谓一语中的。但真中有幻,而幻中又有真,所以幔亭又说:“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西游记题辞》,李卓吾先生批评本《西游记》)我们若只见虚幻 ,就不能算是真正懂《西游记》 。南巡的队伍固然不止 “五众” ,但须知这只是一种典型概要的写法,实际上并未偏离真实,因为万人以上的队伍,细分其实只有四种人:一是皇帝,二是文臣,三是武将兵士,四是皇族成员。三藏代表皇帝,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而猪八戒则代表了以严嵩为首的众多的随行文臣,沙和尚则代表了以陆炳为干将的锦衣卫将士,白马则代表了以三太子裕王为主的皇室成员。但他们既都是类型,同时又是个型,尤其以猪八戒和沙和尚最为明显。

再说沙和尚。沙和尚的个型就是陆炳 。 “沙和尚 ”这一名字透露出了此人于皇帝有极亲近的关系。 “沙和 ”实际应写作“沙河”,也就是陈序中所说的“流沙河” 。沙河是明代皇帝的行宫,在河北昌平县巩华城。明永乐十九年建,后被水冲毁,嘉靖十七年修复,十八年世宗南巡为其驻跸之地。能出入行宫的“和尚”当然是指世宗贴身保镖之类的人。陆炳生于 1510年,死于 1560年,因母亲为世宗乳媪,炳从小就从母亲出入宫禁,稍长,武健沉鸷,嘉靖十一年成武进士,授锦衣副千户。父卒 ,袭指挥佥事,寻进署指挥使。十八年他随从世宗南巡,次卫辉,夜四更行宫起火,从官仓促不知嘉靖帝所在,炳排闼负帝出,帝自是幸爱炳,屡擢都指挥同知,掌锦衣事。锦衣卫,全名是锦衣亲军督指挥使司,是明朝军事特务机构,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故非法凌虐,诛杀时有发生。小说以“向日骷髅”,多不胜数 ,可以布列成九宫,来形容沙和尚杀人之多。而这一个杀人刽子手,竟是“受戒”的和尚,这同陆炳从小出入宫禁而被阉,不能行房事,实在是没有什么的两样。所以小说在“取经”回朝后,猪八戒,就像严嵩严世蕃一样,升为“净坛使者” (即道教祭坛写青词的代笔者),而沙和尚,则像陆炳一样,升为“金身罗汉 ”(即锦衣全身兼三公三孤于一身的阉人)。

鬼子母神也被人们称之为鬼母,她是护法十二诸天之一。这个神袛起源于佛教的故事之中,她的中文翻译名称就是诃梨帝母。她也是婴儿和小孩子的保护神,实际上她是一个有爱心的神袛。在她背后还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也正是。

五 、孙悟空就是唐顺之

现在大家一定要问,那孙悟空又是谁呢? 孙悟空就是作者唐顺之的自我写照。不过在论孙悟空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结。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1)《西游记》的确如陈序所说,是一部含“太史之意”的历史纪录,并非是凭空虚构的无根之谈;

(2)这部历史纪录不是关于唐朝的玄奘和尚,而是关于明朝的“郛郭之主”世宗皇帝;

(3)所谓的西游,是指世宗嘉靖十八年的南游,史称南巡谒陵;

(4)《西游记》中描写的很多事情,都是世宗南巡中所发生的事件虚幻曲折的反映;

(5)作者借西行的大框架 ,塞进了不少旅行前和旅行后所发生的事件,故其之为历史,并不仅仅反映南巡谒陵而已,而是更为广泛地反映了嘉靖朝中期的政治,宗教,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以上我们分析了 《西游记》 “史”的性质,都是和世宗有关的。其实这只是谈了问题的一半,没有完整地反映《西游记》作为一部精心构制的有机作品的全部面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尚未涉及作品的主人公孙悟空。最早引起笔者疑心的就是孙悟空。为什么一部写唐僧取经故事的书,要从孙悟空开始,并且又要让这样的一位从者来担当主角? 这难道是世代累积,集体创作所造成的结果吗?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以前从不见有关于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呢? 反复研读了陈元之的序,才知道悟空原来是唐顺之的化身,《西游记》乃是一部幻化了的自叙传。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唐顺之的生平,尤其是他五十岁以前的那一段生涯,因为这是和 《西游记 》最有关联的。《明史》中顺之有传,是这样说的: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祖贵,户科给事中。父宝,永州知府。顺之生有异禀,稍长,洽贯群集。年二十三,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张璁疾翰林,出诸吉士为他曹,独欲留顺之。固辞,乃调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顺之编修,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顺之欲远璁者,璁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至十八年选宫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谏,与罗洪先,赵时春请朝太子,复削籍罢归。卜筑阳羡山中,读书十余年,中外论荐,并报寝。

上引段落中有些名词,人名,和事件,因大家现在已不甚熟悉,先作一个解释。

(1)武进。即今常州市。据鹤征《武进县志 家叙》,顺之祖上居高邮,因不乐仕元,避地江南,至毗陵定居。

(2)会试第一。明代科考,沿唐宋旧制,而稍变其试士之法 。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 ,二 ,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名,曰状元,榜眼,探花。通常以乡试第一为解元,会试第一为会元,二,三甲第一为传胪。 顺之是殿试二甲第一名,为传胪。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 ,知县等。

(3)改庶吉士。庶吉士属翰林院。翰林院有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并从五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孔目一人,未入流,史官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庶吉士,无定员,读书翰林院,以学士一人教习之。所以庶吉士实际为一种 “观政”官员。“改庶吉士”隐含的意思的就是,顺之既为会元和殿试二甲传胪,本很可能在最为清贵,最为贴近天子的翰林院被授予更高的职位,但是出于我们不清楚的原因,最后却被“改为”庶吉士。顺之当然不满 ,故宁可去兵部当不起眼的管马的差事。而不到一年,又托病辞官回家了。

(4)张璁。生于 1475年,卒于 1539年,字秉用,浙江永嘉人。举于乡,却七试不第。将谒选,御史萧鸣凤善星术,语之曰:“从此三载成进士,又三载当骤贵。 ”正德十六年,年四十七,登第。正值世宗初践祚,提出“继统不继嗣”,大为世宗赏识,但因璁地位卑微,又人单势孤,不能与朝廷重臣杨廷和等抗衡。直到三年以后,才获世宗重用,委为翰林学士,官至内阁首辅 ,迫使“大礼仪之争”的反对派辞职或下狱,在当初被很多人目为是靠世宗恩宠青云直上的投机分子。故顺之故意避而远之,以示清高,不愿“同流合污”。

(5)兵部主事。兵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明史》未明言顺之是什么司的主事,但小说里悟空是被授予御马监的 “弼马温”职位,据此可推知顺之一定是车驾司管马车的“副堂”主事。这也难怪后来在嘉靖三十七年重新起用顺之,仍让他担任“南京兵部车驾主事”。顺之虽然已道行很深,还是不高兴,于是“坚卧不起”(唐鼎元《唐顺之年谱》) ,直至把他升为北京兵部职方员外郎。此是后话,先一笔提过。

(6)久之,除吏部。据十四世孙唐鼎元撰写的 《唐顺之年谱》 ,顺之 24岁辞归,任官为期不满一年。该年六月母亲病逝,服母丧至 26 岁。三月葬母任宜人,九月服阙奉父命赴部。因其间已相隔三年,故云“久之”。吏部相当于现在的人事部,为六曹之首,掌管官员的升降罢黜,大权在握,仅次于皇帝和内阁。故在小说里,悟空嫌“弼马温”不入流,反出天宫,玉帝把他召回,就封他 “齐天大圣 ”。 “齐天” 者,“跻近天子”也,也就是隐指顺之转升入吏部,并兼翰林院编修。但好景不长,干了不到两年,到十四年二月,就被张璁罢免,并规定“永不复叙” ,即永远不能再做官了。

(7)改翰林院编修,校累朝实录。27岁,即嘉靖十二年,顺之补吏部稽勋主事,寻迁考功,同年七月改翰林院编修,核校过去几朝的 《实录 》。正因为顺之担任过此编修一职,所以后人尊称他为 “唐太史” 。翰林院为明代内阁首辅的出产地,进入翰林院,也意味着进一步靠拢天子,以后将有飞黄腾达的前途。

(8)故官。即指翰林院编修。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张璁病逝,顺之原得罪璁被罢职,现璁既死,世宗随即改变其原先的决定,重新起用顺之。据《年谱》和《实录》,时在嘉靖十八年二月。

(9)春坊右司谏。 左右春坊属詹事府。詹事府掌统府,坊,局之政事,以辅导太子。司谏虽为从九品官,不常设,但对于太子,却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顺之后来旋即丢官,就是因为疏谏“朝东宫太子”的缘故。

(10)削籍。即削官为民。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处罚,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官员被开除公职。削籍的原因就是世宗迷恋道术,常持斋隐居,不理政事,顺之连同罗念庵,赵时春等人,上疏请其退位养病,让太子接班。这一次顺之是得罪了皇帝本人。世宗大为光火,原要杖死或流放顺之等人,后改为削籍,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11)中外论荐,并报寝。此句断句有误,应为:“中外论荐并报,寝。”意思就是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推荐顺之,并报请皇上,但上寝其奏,即不予理睬。据《年谱》 ,顺之削籍家居 18年,“论荐”总共有 20余次,其中以内阁学士徐阶和兵部尚书聂豹的两次举荐最为大家所闻知,但均未成功。《明史》的顺之传大体是依据顾宪成(1550 -1612)所写的顺之传,但又有不同。现把顾传的有关部分也抄录于下,以资比对:

唐顺之,武进人,生而颖异,潜心圣贤之学。弱冠举会试第一。杨公一清奇其才,将以魁廷试,遣客索所对策,不应也。授兵部主事。丁内艰,起补吏部主事,寻改翰林编修。时永嘉当国,遂称病求去,勒令以主事致仕。既而简宫僚起,补春坊司谏,时上斋居,决事不受朝贺。顺之因元旦疏请正东宫朝礼,上怒甚,徐得罢归,杜门谢客,抵节益严,日从山中游,或趺坐竞日,冬不炉,夏不扇,行不舆,卧不裀,衣不帛,食不肉,备尝苦淡,曰:“不如是,不足以拔除欲根,彻底澄净。”年垂五十,恍然有悟,曰:“此心天际活泼,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顺此天机而已。障天机者,莫如欲,欲根洗尽,机不握自运矣。 ”四方学者翕然尊师之。(唐鹤征《常州府志》)

相较于《明史》,顾传更侧重于顺之罢归后的修炼,对其 “天机” “欲根”之说,尤有明确的阐述。顾传中有三点,亦需解释一下:

(1)杨一清。生于 1454年,卒于 1530 年。镇江丹徒人。成化八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杨原拟拔顺之为廷试元魁,因顺之倨傲不予答理,遂将状元授予大顺之三岁的罗洪先念庵(1504 -1565)。

(2)永嘉。即张璁。

(3)天机。即灵性,童心。语出《庄子· 大宗师》:“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李贽撰有 《童心说》,可视为是对顺之天机说的一种阐发。

整合《明史》和顾传,我们可以知道下列事实:

(1)顺之是南直隶武进县人。

(2)生有异禀,极有才华。

(3)又极其倨傲不逊,遂至仕途坎坷,(4)总共去官三次,一次自去,两次被罢免。

(5)五十岁前所任各职,均在中央的各部门机构。

(6)罢归后居阳羡山,潜心修道,终有所悟。

《明史》和顾传所提供的关于顺之的生平情况,虽不能说十分详尽,却足以让我们来做一个和孙悟空的比对了。我们若不为层层的障叶所蒙蔽,透过虚幻的、 神话般的遮掩,毕竟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下面就以上所提六点,来逐一做一个比较。

(一)唐顺之生于江苏武进,即今常州市。其地理位置是在中国的东部,紧临长江,离东海也相去不远。而孙悟空则出生于东神胜洲的傲来国花果山上。大家务请注意“东神胜洲” 。古人将世界划分为四大部洲:东神胜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和北俱芦洲。中国处在南赡部洲。但悟空不是出生于南赡部洲,而是东神胜洲,此种变动,显然是为了暗示顺之的出生地为四海之内的中国的东部。而傲来小国又像武进一样,也是位于一个靠“近大海”的地方。而且这个小国,如同武进之于北京,是在玉皇大帝居住的金阙云宫灵霄宝殿的南面,故千里眼和顺风耳须打开“南天门”观看,才能看到和听见悟空的诞生。然而武进并没有花果山和水帘洞,这该如何解释呢? 前已指出,顺之贬官后一直在山里居住修行,达十多年之久,而这山,就是阳羡山。阳羡山在邻近的宜兴境内,风景美丽,中外闻名的善卷洞就在那里。因此所谓的花果山和水帘洞 ,实即隐指阳羡山和善卷洞。那里山上的飞来石,洞后的水帘似的瀑布,无一不和《西游记》中“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的描述相吻合。请看顺之自己在《暮春游阳羡南山四首》的第二首中的描写:

洞口石纵横,流泉复有声。柴门何处入,鸡犬自相迎。

灵草知昏晓,时禽识雨晴。 非因罢官久,谁得此间行。

(《荆川集 卷二》)

诗中提到了“洞口 ”,那里又有 “流泉”飞瀑,淙淙有声,和《西游记》里所描写的山洞那里“乃是一股瀑布飞泉 ”,真是完全一模一样。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宜兴作一下实地考察,就可以亲身体验其中的真实性了。

(二)顺之生而颖异,才华出众,23岁全国会试夺冠,而且若不是倨傲不恭,很可能成为廷试的状元。悟空作为一个猴子,当然不能参加科考。但他显然也不是平常之辈。小说写他一出生就学爬学走,“眼运金光,射冲斗府。”此虽于玉帝,“不足为异,”然而在同类中却无疑是极其出类拔萃的。众猴不敢钻进瀑布泉里,唯独他敢,能进能出,远超同侪,因此被尊为“猴王” 。这同顺之在会试中称雄,岂不是十分的相似? 而且我们看到顺之的肖像,就知道他又是一个很英俊挺拔的人。故作者写悟空成为猴王之后,又常加一个“美”字,称他作“美猴王”。

(三)顺之极有才华,难免就相当的桀骜不驯,一见于对杨一清索取对策不予答理,遂至和状元失之交臂,二见于对所授兵部管马一职 ,鄙夷不屑,宁肯辞官家居也不愿意迁就,三见于疏远大权在握的张璁,以示清高,却导致了被张罢官,永不录用,四见于竟敢直言上谏世宗,结果遭削籍为 民。顺之有一个女儿,即鹤征的妹妹,晚年写成了一本小说叫《镜花缘》(顺便指出,胡适考证 《镜花缘 》为十九世纪的李汝珍所撰,实乃大错特错,笔者将撰另文详论) ,专门描述父亲在罢官后的失意不快,周游列国,最后隐遁于山的故事。她给她父亲取的名字就叫 “唐敖”。可见顺之的“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难怪他父亲有一次同罗念庵谈起自 己的儿子,说他有“不尽人情处”。 (《年谱 》)同样,悟空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是傲。他出身于 “傲来国”,天生就是一个骄傲种,就不必说了。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他的傲是到于何种的地步。奉玉帝诏安,悟空上天拜授仙箓,被任命为“御马监的弼马温”。当他得知弼马温小得 “没有品从” ,便大发雷霆,道:“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圣,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遂推倒公案,一路打出南天门外,返回花果山。这和顺之初入官场,不满其所授的职务,引疾归家,何其相似!

(四)顺之一生,总共去官三次,第一次是“引疾”自去,第二次是因为故意对张璁避而远之被张罢免,第三次是被世宗削籍为民。第一和第二次均发生在嘉靖十八年以前,而第三次则发生在嘉靖十九年年底。这三次去官,《西游记》里均有描写。前两次是在 “取经”前,后一次则是在取经的途中,而这最后一次于时间上是跟历史有所不合的。但前已指出,作者利用南巡作为大框架,却在里面塞进了不少南巡中没有的事,故我们不可过于拘泥地看。否则小说就不成为 其为小说了。

第一次自去刚才已经提到过,兹略过不再重复。第二次 被张罢免在小说里有很精彩的描写。从大圣搅乱蟠桃盛会,到真君捉拿猴王,到悟空被如来压到五行山下,全都是在写这一桩事。尽管描写繁衍跌宕,但总括一句,就是悟空被击败了,赶出天宫,收于五行山下达 500年之久。这就像顺之被贬出朝廷,被迫家居没有工作达五年之久一样。而击败他的人,就是一个像张璁一样大权在握的佛祖如来。在《西游记》里,观音,老君,如来等等大老,尽管神通广大,威力无穷,都无一例外地听从玉帝和三藏,并帮助玉帝和三藏。玉帝和三藏是天堂人间的最高的权威。所以如来写了六个金字“唵嘛呢叭呢吽” ,贴在五行山顶上压住悟空,并召五行 山土地神监护之,三藏却可以将它轻轻地揭起,而悟空就跳出来解放了。这同张璁打击顺之,并恶狠狠地发誓永不再录用他,而璁一死,世宗随即改变其决定,让顺之复出,有何两样? 第三次的去官,是因为悟空忠心,不愿让三藏受到危害,三次打死白骨妖精,三藏一怒之下,就把他赶走了。这一次是得罪了三藏本人,如同顺之为了世宗安心静养,建议他让位于太子,开罪了世宗本人,被逐出宫廷一样。

(五)顺之在 50岁前,前后共做过五种官:(1)兵部主事,(2)吏部稽勋主事,(3)吏部考功主事,(4)翰林院修撰,(5)太子司谏。这五种官,都是中央机构部门的官职。而悟空和顺之一样,也一直在中央的机构部门里工作。他先是在玉帝的天宫里任御马监的弼马温,后在天宫里升“齐天大圣” ,并代管蟠桃园(隐指清闲的翰林院)。总之一句,在被如来压到五行山下以前,一直都是在玉帝的天宫里工作。 而从五行山下释放出来以后,也是如此,追随三藏“取经” ,是三藏路途上的贴身侍从。三藏,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皇帝,在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是中央官员了。还有一点也须顺便注意之,这就是顺之在削籍前的最后兼任官职是右春坊司谏,即太子顾问。这很可以说明为什么小说中有“太子”、“东宫”的故事,并且作者又要让白马来扮演太子的角色。

(六)顺之从小“潜心圣贤之学 ”,罢官后,移居阳羡山,抵节益严,刻苦修道,终有所悟。顺之的好友罗念庵,在嘉靖十八年复官途径南京时,对顺之有过这样的纪录:

邀会龙溪,语间极赞荆川近来造诣迥别。 (《唐顺之年谱》) 龙溪即王龙溪(1498 -1583) ,造诣指道德造诣。下面一段说 得更清楚:

余(罗念庵)曰:“如今只有无欲一着,不敢不免。舍此恐更无着力处。 ”龙溪曰:“无欲上着力,乃千古圣学宗旨,值得从此立说,从此用功,真是不懈 ,应有别悟。汝此去与荆川切磋,当有辨别时也。

罗念庵是嘉靖八年状元 ,为潜心修无欲之道的高儒,但龙溪和他的对话,尤其是最后一句,则清楚地显示了顺之的觉悟更为高超,故须向顺之讨教,才能最终对儒、 释、 道有所辨别。

悟空,就像其名字所指示我们的,是一个对“空 ”有领悟的动物,而这一动物却是一个猴子。猴子,南方人也叫猢狲,大概正如达尔文所说,是人类的本初,所以悟空没有姓 ,祖师就赐他姓孙,并解释说,“狲字去了犬傍 ,乃是个子系,子儿系婴,正合婴儿之本论 。 ”顺之修无欲之功 ,正是要返本归初 ,而猢狲,像一个婴儿,正代表了顺之所祈望回归的童心阶段。而且这个猢狲也的确像顺之一样 ,从小就“潜心圣贤之学” ,所以漂洋过海,“一心访问佛仙神圣之道” (即探三教之本源) ,终于在西牛贺洲的“灵台方寸山”中的“斜月三星洞”里遇到了须菩提祖师。 “灵台方寸山”大家都知道是指心,故作者就没有作解释。但“斜月三星洞”是什么意思呢? 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斜月是心勾,三星是三点。” “心”加上三点水,就是“沁”字,所以合起来 ,这两句话就是两个字:“沁心,” 也就是 “修心 ”之意。这也就是说,悟空早年是在一个 “修心”的地方,追随须菩提祖师修炼过的。祖师传他一个妙诀 :

显密圆通真妙诀,惜修性命无他说。 都来总是精气神,谨固牢藏休漏泄。 休漏泄,体中藏,汝受吾传道自昌。 口诀记来多有益,摒除邪欲得清凉。 得清凉,光皎洁,好向丹台赏明月。 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 相盘结,性命坚,却能火里种金莲。 攢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

鬼子母神,梵文音译为河梨帝母,护法二十诸天之一。传说,古代王舍城有佛出世,举行庆贺会。五百人在赴会途中遇一怀孕女子。女子随行,不料中途流产,而五百人皆舍她而去。女子发下毒誓,来生要投生王舍城,食尽城中小儿。

在这一妙诀里,我们尤须注意到其中所说的“摒除邪欲” ,这和顺之“拔除欲根”的说法不是完全一脉相承的吗? 但悟空并没有真正修心,浅尝即止,于是被祖师赶走了,以至后来恣意妄为,大闹天宫,多亏如来佛祖把他压到五行山下500年,才终于收住了“放心”,定下心来。到三藏把他从五行山下释放出来,他才开始了一个真正的修心 (即收心)历程,故三藏给他起一个浑名叫 “行者 ”。行者,即实行者也,意思就是说把修道真正贯彻于行动之中。因为悟空这次真正能做到将“收心”付诸行动,所以他能降妖胜魔,最终修成了正果。

总结上面所说,列成一表,大家可以对顺之和悟空之间的对应关系看得一目了然:

须知顺之跟悟空不仅有如上所分析的对应关系,而且还像悟空一样,参加了三藏的 “西天取经” ,即世宗的南巡谒陵。张璁卒于嘉靖十八年二月初,顺之随即复出,请看《世宗实录》的相关节录记载:

二月癸丑。先是吏部上选东宫官僚。得旨:东宫辅导,端本攸系,仍敕内阁详拟以闻。至是大学士夏言等疏名以请拟黄易,王同祖,黄佐,唐顺之俱原职,易,同祖兼校书,佐,顺之兼左,右司谏。诏俱如拟。

据此我们知道,顺之等复出的决定,世宗是在二月癸丑日下批示作出的。癸丑日过后两天,即乙卯日,也就是二月十六日,世宗“圣驾发京师”,就南下去谒陵了。故就时间来说,固然衔接得非常之紧,但顺之作为一个重新被起用的中央官员,如果日夜兼程,应该还是完全能够赶得上这一次的旅行的。

然而《明史》以及同时代人所写的顺之传记,均未提到他伴随世宗去湖北承天谒陵。查《世宗实录》十八年的纪录,也无一字涉及到这方面的讯息。但 《实录》不可能记载全体随行官员的名字,除了礼部尚书严嵩等大官的名字记录在案,其余一般的官员,一律是付诸阙如。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实录》的有无来做推论,认为顺之没有参加南巡。

那《唐顺之年谱》有没有提到呢? 《年谱》嘉靖十八年是这样记载的:

二月少师张璁卒于里第。上立东宫,妙选宫僚,以故官翰林院编修起公兼右春坊右司谏。秋,公应春坊命赴都。

也没有提到 。但奇怪的是,二月以“故官”起顺之,却至 “秋”才赴都,而中间从二月至七月这段时间内顺之在干什么,却无一字记录,是一片的空白。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迟迟不赴任却又不加以说明 ? 是什么缘故?

如果细读顺之的《荆川集 》,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迟迟不赴北京就职,原来是随世宗去谒陵了。 《荆川集》卷二收录了顺之写的诗歌,其中至少有两首,就是和世宗南巡有关的。一首是《中岳》:

巫闾控北户,葱岭奠西隅。 兹地阴阳合,中天洞壑孤。黄枢棕正位,紫气护真图。

接近浮丘宅,深藏轩后符。 疏峰连太乙,列馆象清都。圜宫有汉筑,驰道尚秦除。

萧萧泥书秘,森森羽盖趋。 仙游微见迹,帝幸暗闻呼。露洗千龄柏,霜封九节蒲。

星榆临砌发,月荚应时敷。 将访三山记,犹迷七圣途。

今朝陪广乐,直拟到方壶。

中岳即嵩山,世宗南巡经此山祭祀。诗歌用 “帝幸”描写世宗幸临中岳作山祭,又用 “陪 ”描写作者自己随行做伴,一直要到达“方壶”,即目的地显陵。

另一首诗是《观州中进贺长至表笺恭述时寓信阳》:

子月开周正,朝宗协禹方。 诸神将受纪,四海共迎祥。望日扳仙仗,呼嵩绕御床。

天威临下国,星使入明光。 彤管书云物,黄锺献乐章。欣逢阳道复,愿祝帝图昌。

先来解释一下标题。 “州”即信阳州,“贺长至表笺 ”即祝贺世宗长途跋涉抵达信阳的颂文,“观 ”和 “恭述”均说明顺之为沿途书记,批阅文件以进呈世宗,“时寓信阳,”即那时候南巡车驾驻宿在信阳。信阳在河南省的南部,已经快要到达

湖北了。诗里不仅提到了“帝”,世宗,又提到了“帝”的大臣“嵩”,即严嵩 。“帝”望着太阳,指引着仪仗队,呼叫严嵩让他们沿“御床”绕行。而在此刻,顺之就如同悟空一样,陪伴在“帝”的身边,不过手里拿着的却不是“金箍棒” ,而是 “彤管” ,来给他绘景绘影,祝他治国有方,大展宏图。这两首诗,清楚地表明顺之是参加了南巡的,因为时间紧迫,他可能来不及赶上同世宗一起从北京出发,但至少于中途在河南北部的嵩山 ,已经加入了南巡的队伍。而作为一名翰林官,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用“彤管 ”为世宗作记录,为他歌功颂德。陆深同年二月升翰林院学士兼詹事府詹事,也随世宗南下,作南巡志,记下了南巡中所发生的情况。顺之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陆深似的实录,可也没有空走一趟。他用“彤管”所写的《西游记》,可以视为是一种特别的,新颖的,与众不同的历史纪录。

以上所论,都在阐述《西游记 》的史传性质,史是关于 皇帝,传是关于作者自己,都是同历史的真实事件有关,这也就是陈序中所谓有 “太史、 漆园之意”的 “太史之意”,而

这对于去古已远的我们正确理解小说内容并解决作者问题,大概是再怎么夸张也不会过分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小说的“漆园之意”,因为只看到“太史之意”而不见 “漆园之意”同样是片面的。其实,理解“太史之意 ”正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漆园之意”,而真正理解了 “漆园之意”,才能根本地,彻底地解开作者之谜。现在既已解决了“太史之意” ,我们就可以回过来讨论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漆园之意” 了。陈序说《西游记》含有 “太史、 漆园之意”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西游记》和写实主义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尽管有史的成分,有传的成分,却并不旨在仅仅反映历史和个人的情况,作一种忠实而客观的记录,而是借描述历史和个人的情况,来表达一种思想,一种哲理,一种意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哲理和意图呢? 如果 《西游记》确如上面分析所指出的,是写唐顺之和嘉靖皇帝,作者是要借这样的一个故事传递一种什么样的讯息呢? 小说因为不是在干巴巴地说教,让人一看就明白其中的含义,而是使用了象征、 隐喻的形象化表达法,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回答的。过去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意见干脆就否定了作者有任何“微言大义”的意图。但前已指出,这一种意见完全置陈序于不顾,抹煞了陈序所告诉我们的事实 ,因此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不必予以考虑。 “证道说”似乎回答了 “漆园之意 ”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研究者李安纲先生,看到了 《性命圭旨》同《西游记》之间的联系,更属难能可贵,因为 《性命圭旨》也是出于“唐太史”顺之之手,虽然李先生却并不知道这一点。然而顺之写《性命圭旨》和 《西游记》却是各有侧重,各不相同的。如以《性命圭旨》来诠释《西游记》 ,一味强调其 全真派道教的“金丹大道”之意,就免不了走火如魔。其实前已指出,《西游记》所证之道,是一种广义的道,即三教合一的道。这一点明清人已讲得十分清楚明白。这里再引袁于令(1592-1674)和尤侗 (1618 -1704)为《西游记》不同版本题写的序,大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并非笔者之一家之言。袁在《西游记题词》中这样说:

说者以为 《西游记》寓五形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和道不洽?

尤侗在《西游真诠序》中说:

二十四诸天是在二十诸天的基础上增入四位天神而成“二十四天”的。二十诸天的名称都本于印度神话,具体是:一大梵天、二帝释天、三多闻天王、四持国天王、五增长天王、六广目天王、七金刚密迹、八大自在天或摩酰首罗、九散脂大将、十大。

三教圣人之书,吾皆得而读之矣。今有悟一子陈君,起而诠释之(指《西游记》) ,于是钩《参同》之机,抉《悟真 》之奥,收六通于三宝,运十度于五行,将见修多罗中有炉鼎焉,优昙钵中有梨枣焉,阿阇黎中有婴儿姹女焉,彼家採战,此家烧丹,皆波旬说 ,非佛说也,佛说如是奇矣。更有奇者,合二氏之妙而通之于《易》 ,开以乾坤,交以坎离,乘以姤复,终以既济,未济 ,遂使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三 百六十爻,皆会于《西游》一部。一阴一阳,一阖一辟,其为变易也,其为不易也,吾乌乎名之哉? 然玄奘之名玄也,空,能,净之名悟也,兼佛老之谓也。举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悟之所以贞,夫一也。然老子曰:“道生一。”佛子曰:“万法归一。 ”一而三,三而一者也。以悟一之书,告之三教圣人,必有相视而笑者。若悟一者,岂非三教一大弟子乎?

尤侗的序中有不少释老的名词,一般读者或许不一定能明白,下面作一个简单的注释,以方便阅读:

(1)《悟真》。北宋道士张伯瑞在熙宁八年(1075)作的论内丹修炼的书,为道教内丹法的主要经典之一,其丹经地位与《参同契》相仿。

(2)六通。三乘圣者所得之神通,有六种,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 ,亦称六神通。

(3)三宝。 《老子 》曰:“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4)十度。即菩萨十地之菠罗密行。

(5)修多罗。佛教经典。

(6)优昙钵。即佛钵。

(7)梨枣。道家所说的仙丹。

(8)阿阇黎。佛教名词,意为 “规范师”。

(9)波旬。即魔鬼。

(10)乾坤,坎离,姤复,既济 ,未济。均系 《易经》中六十四卦的卦象名称。

尤侗的序说得极为详细,已经完完全全地参透了《西游记》的玄机,只是因为大家过去不知道《西游记》写什么,故不能很明白他的意思。现在既已看清了小说的庐山真面目,我们不能不说,尤对于作者镕儒释道于一炉的“漆园之意” ,解释得实在一点都没错。笔者并没有比尤侗有更为高明的见解,故只能用我们现在的语言,略加一点一己之得,再来把他的话重新解释一下 ,以使我们不致误解小说的“漆园之意”的真正内涵。 三教即指儒释道。三教合一就是把儒释道融为一道。但细分仍有三道组成。先说儒道。何谓儒道? 尤侗说是 “贞” 。 他的原话是:“举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悟之所以贞,夫一 也。 ”序引自 《〈西游记〉研究资料》 ,此段话,原有断句之误,遂使大家不能正确理解文意,笔者在此作了更正。尤的意思就是,用孔夫子的儒道来统领释老 ,能够对此领悟,才 能忠贞,因为以一贯之。《西游记》之所以不是三藏的故事,而是悟空辅佐三藏的故事,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儒家臣子对君主的忠贞不一这样一种意思。故小说里多次用 “忠心”的字眼来形容悟空。悟空有两次被三藏赶逐,一见于三打白骨精,二见于被猕猴紊乱,但却不见其变心,仍旧是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地尽他的责任,直至到达目的地 。所以我们说《西游记》首先是一部描写仆从悟空忠于主子三藏的小说,大体上并没有违背于作者的本旨再说佛道。孔子以仁为本,忠贞为仁之衍伸。但顺之认为,要能尽忠,仁非先决条件,而须修禅家的无欲之功。这也就是说,要先如佛徒一样,克制私念,拔除欲根,消灭妄心,然后才能够做到忠贞不贰。悟空在欲根未拔除之前,妄作非为,大闹天宫,甚至于封 “齐天大圣”都不能满足他欲望之野心,还想觊觎皇帝的宝座。直到如来佛把他压到五行山下,经过 500年的定心,才终于“摒除邪欲 ”。他后来之所以能忠心伴随三藏降妖胜魔,不为邪念所动,完全是因为他修了佛教的无欲之功 ,收住了妄心的结果。无怪鹤征借虞集之名在《西游证道书》的序里说:“虽其书离奇浩汗,亡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心生,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

此心一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其纵横变化亦无所不至,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 ”所以如果我们说,《西游记》又是一部描写猿猴从放心,到定心,到修心的禅家小说,大体上也没有违背于作者的本旨。

再次说老君之道 。《西游记》一开始写悟空访道,“相逢处”碰到了一位 “非仙即道 ”的须菩提祖师,却是讲《黄庭》的高人。《黄庭》为道教经典,全称是《太上黄庭内景经》。不明就里的读者当然会觉得很奇怪,佛祖师怎么讲道家的经典? 其实这正透露了顺之对佛老关系的高超看法。欲无欲,须学《黄庭》,即用道教之法来修炼佛道。尤侗所谓“修多罗中有炉鼎” ,“优昙钵中有梨枣” ,“阿阇黎中有婴儿姹女” ,就是这个意思。据《西游记》,“道字门中有三百六十旁门,”颇为复杂。悟空 “得仙传道” ,不学推演卜择,不学窑头土坯,不学水中捞月,而专学 “都来总是精气神”的 “惜修性命”的金丹大道,故学有所成,能跳出轮回,火烧不死,棒打不烂。然而金丹之道,虽以性命为旨归,养身为目的,其平衡阴阳,调节五行之法,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的功夫,亦为欲臻无欲之境的先决条件。所以悟空从须菩提祖师学佛须从老君入手,其后随三藏西行取经,纵横变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是以他的道家修炼功夫为基础的。所以如果我们说,《西游记 》又是一部描写悟空学道访仙,练就金刚不烂之身以佐助三藏完成 “取经”使命的金丹小说,大体上也没有违背于作者的本旨。

此三教,就悟空之于三藏的关系而言,当然以儒教最为重要,其次为佛教,再次为道教,因为学金丹之道,不以无欲为旨归,则有作魔放心之虞,而“摒除邪欲”,若不能体现于忠君的具体行动中,终不能证成 “正果” 。所以悟空的修行过程,以学道始,中经佛祖之手锤炼,最终臻于彻悟儒教之境,并付诸行动。儒教代表了悟空修行之最高阶段。这也就是为什么尤侗说释老二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终须以夫子之“贞”道,一以贯之的缘故。尤侗的话,何其精辟,把《西游记》三教合一之道的含义,全都囊括无遗了。

总结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知道陈序中所透露的两点。

(1)《西游记》含有“太史之意” ,(2)又含有“漆园之意” ,的确都是极为正确的。

六 、结论:《西游记 》的作者就是唐顺之

以上绕了一个大圈子,无非是想说明《西游记》的“史、”“子”的性质。我们虽然可以据此知道小说是在写嘉靖皇帝和顺之自己,但还不能以此断定《西游记》的原作就是顺之自撰的。惟一可以确立顺之的著作权,还是鹤征留给我们的陈元之的序。现在既已大体扫清了迷雾 ,排除了障碍,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归陈序,看看序中对于作者问题究竟是怎么说的。

陈序说: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连用三个“或”,仿佛是不知道,不能确定,但这只是故意游移其词,设置疑阵。现代的研究者不知道,遂上当受骗,为此争论不休而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其实这三个 “或 ”,并不是不相连属,而是层层递进,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下面先就其中的疑难之点,逐字作一个解释。

(1)今。即现在,指去古未远 ,有可能仍健在。

(2)天潢。即天河,指长江。

(3)何侯王。即鹤猴王之谐音。鹤王指鹤征。一个能“征命”群鹤的人,当然可视为是鹤王。猴王指顺之,顺之在 《西游记》里以“猴王”自居。

(4)国。即《西游记》中所说的傲来国,也就是隐指江苏武进。过去一直有人把“国”视为和诸王相关连的 “王国” ,但明代称诸王的领地为 “藩”,从未见称“国”的。

(5)八公。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指唐宋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和曾巩;一是指汉代道家淮南王刘安的八位门客。顺之为文以唐宋为法,与王晋江、 茅鹿门、 归震川同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而“唐宋八公大家”的名称,即由他首创,经茅鹿门发扬光大,相沿袭用至今。

此乃就文学而言。从哲学角度看,顺之又醉心于丹学,著《性命圭旨》,对明代道教内丹派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故无论如何理解 “八公”,顺之之为“徒”,均是当之无愧的。鹤征对其父亦步亦趋,作文信奉本色,不计文章利钝,寓法于无法之中,为唐宋派之后起之秀,而中年又精究哲理,九流百氏无所不窥,而归之于庄生之道术,著《南华正训》。故于文学哲理两方面,鹤征亦同为“八公之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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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即猴王和鹤王。

经过上面的解释,大家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第一个“或”点明了作者的籍贯 ,第二个“或 ”描述了作者的特点,第三个“或”则干脆亮出了作者的真实身份。因此这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所指的不是不同的人,而是相同的人,他们就是出身于天河之国,同为八公之信徒的猴王和鹤王,亦即顺之和鹤征。所以陈序明确告诉我们,写 《西游记 》的共有两位作者,一是顺之,一是鹤征。但前已指出,鹤征如同华阳洞天主人,只是对 《西游记》作了修改和扩充,并不是原创

者,真正的原创者则是顺之。或许有人以为这是笔者先入为主,作主观性的诠释,不足为凭。其实鹤征以陈元之名义写序,不止一次提到他的父亲和“旧叙”,即原作 ,只是也是故意遮掩,含糊其辞,大家不容易看出来罢了。现在就把这些故意含糊其词的地方一并胪列出来,作一个分析解释,以打消将信将疑的朋友们的疑虑。

(1)“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 ”即指顺之,当然也可包括鹤征。顺之个性极傲,前已作过分析,而鹤征追随父亲,不屑于利禄,屡屡辞官回家,也是如出一辙。

(2)“聊为缀其轶叙叙之,不欲其志尽湮。 ” “叙 ”既已轶,怎么还可能加以补缀,而且又能使补缀符合原作者的遗志,使之不被湮没? 可见鹤征之于原作者,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而秉承遗志,以完成其原来未竟之业,虽无一字言及父子关系,但此意却已渗透了字里行间,明眼人想必都能看得出来。

(3)“此东野之语,非君子所志。 ”这一句很厉害,直接点到了他的父亲。 “君子”,我们一般以为是相对于 “小人”而言,是泛泛之称。而不知鹤征用 “君子”来隐指顺之。 “君子”为“家君”、“家父”之意,是鹤征的一种很独特很个人化的用法。这并非是笔者随意解释,请看他《桃溪箚记 》的题记:

鹤征避暑于桃溪,偶校先君子 《诸儒语要》 ,寄吴侍御叔行。 (《明儒学案》,603页)

《诸儒语要》为顺之所编纂,鹤征以 “先君子”来指称其父。

所以这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的改作成了东野之语,与你已故家君的遗作大相径庭。”鹤征原用“丘里之言”形容 “旧叙” ,说明“旧叙”并没有使用典雅的语言,但现经他改动扩充,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不满其改作的人,便对他横加指责。黄周星可以说便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他在《西游证道书跋》中说:“古本(即顺之旧作)较俗本(即鹤征改本)有三善焉,”言下之意就是,鹤征的改本有“三不善 ”焉,其中之一就是 “多金陵方言”,即“东野之语”。这句话,其实已涉及到了改本和“旧叙”的不同,但关于版本的流变,容下一节再作详述。

(4)“吾为吾子之辱。 ”这里的“子”即指 “君子” ,也就是“先君子”的更进一步的省略。之所以要一省再省,先从“先君子”省为“君子”,再省为“子” ,目的就是要含糊,而不是要明确。但尽管含糊,却并没有丝毫改变鹤征想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我们作正确的理解的话。这就是:“我这样做(指改成俗本),是羞辱了我父亲。 ”这显然说明持反对意见的人曾对鹤征有过强烈的指责。

(5)“子以为子之史皆信耶? 子之子皆伦耶? 子之子史皆中道耶? 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非远。 ”这一段是在利用词语的多义性玩文字游戏。这里面共有七个“子”字,却有三种意思:一是以“子”敬称持反对意见的人,二是以“子”敬称他父亲,三是以“子”指代哲理。整段的意思实际上是:“您以为我父亲的史都可信吗? 父亲的哲理都合乎规范吗? 父亲的史及哲理都能阐明道吗? 史及哲理一有不可靠或有缺憾,均可视为对道之诬蔑,均与此改本相去不远。 ”这里鹤征明确提到父亲“旧叙”的“子”、“史”性质,并为自己改本辩护,认为和原作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大家过去不太能理解此段文义,不仅因为 “子 ”的歧义性和故意的含糊性,同时也是对《西游记 》的 “史” 、“子”性质了解不够透彻的缘故。

(6)“故以彼见非者,非也,以我见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与非者也。”这一段同样也是在玩文字游戏,只是更隐晦难懂,宛如天书。对此序有过研究的人,想必具有同感吧? 兹先用今语试译如下:“以他人(指父亲)之见为非者,并不一定对,以我之见为非者,也不一定对。有人(指父亲)批评某人 (指世宗 )不对,并非是否定老君 (指道教 ),故被人 (指父亲)批评的人 (指世宗),又大为赞赏批评的人(指父亲)。 ”“与”字有很多意思,但这里应解为“赞赏”。 “非人 ”不同于 “非者”,指老君,引申指道教。这在第一部分“陈序与《庄子》”中已经作过解释,就不再重复了。笔者相信即使看翻译,大概还是有不少的人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此段总共才 35个字 ,却用了 11个“非”字,有动词,也有形容词,也有名词,而如何解释“非”字,光靠字典解决不了问题 ,而须仰赖于我们对事实的了解。这个事实就是《西游记》的性质和内容,以及作者唐顺之和嘉靖皇帝的关系。前已指出,《西游记 》首先是一部儒家小说,以明臣子顺之对君主世宗的忠贞之意,而这种忠贞,不仅限于任劳任怨,矢志不渝这一方面 ,同时也体现在大胆直谏,不计小我,敢为君主牺牲性命的献身精神上。

《西游记》中对世宗崇道抑佛的委婉批评,其实就是一种间接的大胆的谏言。但因为有不少地方故意抬高佛教以警醒世宗,不知情者遂以为原作者在批评道教,其实这并非是顺之的意思。顺之自己也极其崇道,撰写 《性命圭旨》就是明证。有一首诗叫《山庄闲居》 ,作于他削籍之后,其中有句云“书帙闲同道士翻”,就很很清楚地透露出他与道士相处研习道教经文的情景(《荆川集 卷二》)。其实顺之只是不满意某些道士蛊惑世宗,排除佛教的做法。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世宗看到了他的批评,非但不生气,还对他大为赞赏的缘故。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一实情,所以鹤征不得不作一个辩解性的说明,并在百回本改本中有意强化道教,又时而揶揄一下佛教,以示父亲原没有歧视和贬低道教之意。

(8)“时壬辰夏端四日也。 ”从不见有人解释过这个日期,其实这里面即隐藏了作者之谜。壬辰夏就是西历 1592年的夏天。据《年谱》 ,顺之卒于 1560年的 4 月 1日。四月,按古代一年四季的分法,为夏季。春始于正月,夏始于四月,秋始于七月,冬始于十月,所以夏四月并不是根据节气来说的。但这并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让大家迷惑不解的是“端四日”。这是指哪一天呢? 如果不知道《西游记》是唐顺之写的,陈元之的序是儿子唐鹤征写的,的确就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一年半载,也还是不能看出来葫芦里究竟藏的是什么药。但我们现在既已知道顺之为原作者,鹤征秉承父亲遗志加以修改出版 ,并以陈元之名义写了序言,就可以很容易地来破解 “端四日”之奥秘了。 “端 ”是 “开端”的意思,但也可以解释为“耑”的别写,意思是“专门 ”,而“四”也同样是一语双关,既指四月,又是“祀”的同音假借。所以整个“端四日”的意思就是:序写于夏四月之始专门祭祀父亲忌辰的时候。为什么 《西游记》完成付梓,序作者偏不用其它的日期来题署序言,而要挑一个父亲的忌辰并把它巧妙地遮掩起来呢? 这显然说明了这位父亲同《西游记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序作者又不愿让人知道。后来出版的杨闽斋本《西游记》,把这个日期改成了 “癸卯夏念一日” 。 “癸卯夏”就是 1603年夏天,“念一日”即“念忆日 ”,和“端四日”是同样的意思,即纪念父亲的日子。不过“念一”这两个字,虽然也同样是遮遮掩掩,却更能使我们可以看清顺之之于《西游记》,对于改作者鹤征,是具有怎样令他缅怀不已的原创性的贡献啊。

现在我们可以对陈序所描述的《西游记》 “旧本”的情况来作一个归纳了:

(1)《西游记》的旧本是陈序撰写人唐鹤征的父亲唐顺之写的;

(2)小说是顺之的自传,描述他修行的心路历程;

(3)顺之的原作具有“史”和“子 ”的性质 ,“史”包括史和传两个方面,史是关于三藏,即世宗,传是关于悟空,即作者自己;

(4)旧本原是一种“叙”述文字,较短,后经修改者鹤征的扩充增幅;

(5)鹤征修改扩充《西游记》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

(6)旧本原对于崇道是有批评的,但这种批评,其实只是仅仅针对道人而已 ;

(7)改作尽管忠实于原作,在主题和基本情节框架等大方面维持不变,但语言更趋俚俗,且对三教的褒贬,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8)旧本得到了“非者”,即被批评者,亦即世宗皇帝,的赏识;

(9)旧本在当时并没有亡佚,同改作俱存。

以上这九点,除最后的两点,均已作过了解释,而这最后的两点,因涉及到版本的源流变化,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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